我国疆域辽阔，历史久远，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满天星斗”说、“文明多元”论……关于文明的起源众说纷纭，不过大多数人都认可：中华文明主要包括长江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它们既相互冲撞、相互对抗，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这三种文化的碰撞、交融，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本文主要从“动”“ 静”角度比较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特点，并分析二者的交流融合。

一、草原文化“动”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关于“草原文化”，国内学者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蒙古族为主要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与草原生态环境和谐依存，通过草原生态系统与其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信仰、心理特征的融合，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并不断以异质文化的精粹为养料的动态文化。

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因为它反映出了草原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动”。

虽然学术界现在仍对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游牧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承载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典型的代表民族，如秦汉时期的匈奴、东汉时登上历史舞台的鲜卑族、唐初形成部落联盟的契丹、元代的蒙古族、清代的满族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游牧文化虽然有不同的发展，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游牧。

“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为不同的生存方式，每一种文化在历史上都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几千年、几百年。在这个跨度内可以改朝换代，可以有政治权力交接的大变动。只要社会生产样式不变，文化形态的经纬网络就不会变，生存方式的构架也不会变。”① 游牧民族动态的生存方式，一点点地积淀成了动态的草原文化。

虽然游牧民族把一部分动物加以驯化，但是，驯化的畜群仍处在不稳定状态中，多发性的自然灾害、瘟疫、猛兽，随时会使整群的牲畜丧生。因为自然灾害和野兽的侵袭是突发而且致命的，所以牧民一次丧失警惕，生存马上就会受到威胁；除了各种猛兽的入侵，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如大雨、大雪、坚冰、山洪、飓风经常光顾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他们经常面临严峻的挑战；部落之间又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劫掠烧杀就是这种冲突的内容。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高扬原始初民精神因素中的活性因素，如冒险、进取、奋争、对抗、勇敢、无畏、进击、劫掠等等，不如此，游牧民族就难以生存，等待他们的就会是死亡。正是这种生存方式，决定了草原文化“动”的内涵：冒险、进取、拼搏、抗争、坚持、创新、对抗、勇敢、无畏，这些都构成生命的活性精神元素——是高扬人的活性精神元素的文化。

这种“动”的文化内涵，有如下几种体现：

（一）崇尚武力、崇拜英雄：北方草原特有的地理环境和草原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草原游牧民族通力合作、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游牧、狩猎、贸易、作战构成了生活的基调，因而使他们形成一种勇武、浩荡、豪迈、无畏、进取的尚武精神气质。游牧人从小到大，唯力是恃，唯力是爱，勇力出众者，众人敬重之。游牧民族的生活处处体现了这种崇尚武力、崇拜英雄的特点：

1、取名：蒙古人的名号,往往爱用巴特尔 ( 勇士 )，再加形容词,乌恩巴特尔 ( 真正的勇士 )、奇格齐巴特尔 ( 诚实的勇士 )、宝鲁特巴特尔 ( 钢铁勇士 )、芒莱巴特尔 ( 先锋勇士 )、彻辰巴特尔 ( 聪明的勇士 )、乌云巴特尔 ( 智慧勇士 )、呼春巴特尔 ( 力气勇士 ) 等等。名字是一种文化现象 ,代表着时代的民族精神，这些名字就是蒙古民族英雄祟拜文化的产物。②

 2、家教：游牧民族特别注重对孩子进行英雄主义教育,如讲古代英雄的故事 ,讲某某人勇力过人、有惊人的勇敢精神等,久而久之,孩子们也希望当英雄,并学着做英雄。正是这些民族精神和英雄主义教育,造就了蒙古民族正直刚毅、英勇献身的品格， 也留下了如《江格尔》、《格斯尔》、《阿勇干·散迪尔》等英雄史诗。

（二）草原民族的战争观：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是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协调、各种矛盾不断得到妥善处理的社会。由于草原民族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在古代草原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出现一些磨擦和不和谐因素也是一种必然，于是便形成了“以利为战”、 “以战止战”、“以战求和”、 “以战强国”的战争观。 ③

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娱乐，有战争的时候参加战争，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参加活动，体育就是假想的战争，就是在假想的战场上与假想的敌人较量，使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激发人身上的活性元素。草原民族发展着人的活力：爆发力、搏斗力、攻击力、冒险力，草原文化传导给人的活性精神能使人的内心世界永葆青春的绿色，永远保持创造的勇气和活力

（三）草原民族极富想象力。浪漫主义遐想是草原文化的明显特色，它的音乐、舞蹈、神话故事、英雄史诗、说唱都有这个特色。想象的箭头总是朝前的，是指向未来的，他们也眷恋祖先的业绩，但并不被祖先有限的经验束缚。游牧民族的一个永恒追求是寻找流奶流蜜的地方。耶和华嘱咐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要他们到流奶流蜜的地方去。岂止是犹太人寻找流奶流蜜的地方，这是所有游牧民族翘盼的理想国。正是想象的力量，让草原文化永远充满活力。

二、黄河文化“静”的内涵及形成原因

关于黄河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学者徐吉军、李学勤认为：广义上的黄河文化，应是一种以黄河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优势及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黄河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或集聚。通俗地讲，黄河文化就是黄河流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等。因此，从广义上来说，黄河文化是一个以上游三秦文化、中游中州文化、下游齐鲁文化为主体，包含诸如三晋文化、燕赵文化等亚文化层次而构成的庞大文化体系。

黄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农业发源地之一，在长期艰苦的劳动中，黄河流域的人民培育了五谷，发明了农具，创造了历法，发明了丝绸……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农耕文明。黄河文明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④

农业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任何干扰都会使庄稼歉收甚至颗粒不收，所以起源早、成熟快的黄河文明渐渐地形成 “静”的文化特点，我觉得这种特点的形成主要由以下几点决定：

1、生产方式决定的上层建筑求“静”排“动”：黄河流域,以农为本 ,以水为生 ,水利灌溉是农业的命脉，而水利设施的修建、水患的治理、水的合理分配都不是任何一个氏族部落、更不是单个的小农家庭所能胜任的，因此 ,这种经济的特点、共同的生存利益将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于是国家便产生了。也正因此，老百姓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层层官吏直到皇帝的统治，他们并不感到有什么强迫的意味，一旦这些统治者消失，农民反而会惶惶不可终日。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言，中国社会只包括“一乱一治”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正是农民身上这种求管理、求统治的愿望为东方专制主义打下了浓厚的基础，使宗法血亲制度得到了枝蔓纠结的发展，使封建社会有了牢靠的根基，所有的统治者都希望老百姓安安静静耕种，这样才能实现 “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宏愿。在农业文明发展的初期，静以其强大的优势，使黄河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可是渐渐地，优势变成了劣势，静态意味着权力行使系统不会停止、中辍，这样就会使权力不断膨胀起来，使庶民百姓承受越来越大的权力重压；静也使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定型化，富贵的总是富贵，贫贱的总是贫贱；静态也使一个民族变得固步自封，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2、农业文明需要在“静”中积累整理：农业文化是静态文化，它要千方百计守住祖宗的经验。静才能加深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才有了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诗三百的收集整理；静才能积累整理前人的经验，才有了四大发明、才有了《黄帝内经》、《齐民要术》的流传；静可使各种制度日趋规范化、合理化，才有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才有了中华“礼仪之邦”的称谓；静把人的注意力收拢在生产技术上，使原始人的力转化为技术形态，可以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而所有这些得以流传的根本——文字，就必须在相对稳定的静态环境中才能形成，因此静态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贡献，但当静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走向反面，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障碍。维持静态要扼杀创新，这样就会形成顽固的保守心理。

3、尚德的教育固化了“静”的特点：黄河文明从黄河流域有人类活动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渐趋成熟。这一阶段，文明处于上升阶段，思想还没有被“统一”，所以还有“百家争鸣”的繁荣，可是到了汉代，董促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君权神授”让百姓习惯了统治，“三纲五常”又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于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成为德育的主要内容。这种教育，希望人人成为谦谦君子，忠君、诚信、不争、不抢，处处与人为善，温者貌和、良者心善、恭者内肃、俭乃节约、让即谦逊。清官、君子、名士、隐士、才子，这些理想人格模式都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都要严格遵守三纲五常，人的本性严重被扭曲，显露不出人的本真。这样的教育使原始初民身上的活性元素被消耗殆尽，于是忍耐、退却、调和、妥协、屈从成了黄河文化中“静”的文化内涵——人身上的惰性精神元素，这种尚德而不尚力的教育，让人变得老实、驯服、忍耐，强化了人的奴性，但因为太过强大的原因，中国的农业文化就成了终极文化，再没向新的文化形态转型。

三、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流融合

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北方黄河流域及草原地区的两种主流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的发展形态，因两种文化相互毗邻，彼此影响、交融，促进了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多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中国古代北方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大多数时候是在血与火中实现的。

秦汉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因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限制和对中原地区先进物质文明的向往，多次入侵黄河流域，对黄河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是也改变了一些黄河流域的社会风俗。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黄河文化的文化内涵，使黄河文化的地域范围日趋广阔，内涵更加丰富，影响进一步扩大。《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云：“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从这段记载也可以看出燕国所控制的广大地区也因为“数被寇”，形成了“雕捍少虑”的民风。

秦末农民战争和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使黄河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社会经济百废待兴，而此时匈奴的草原文化却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养精蓄锐，快速发展，所以在西汉初年屡次出兵骚扰汉朝的北部边境。西汉政府对待匈奴的政策也发生变化，前期是积极进攻，平城之围后是和亲。在西汉和匈奴的交往过程中，进入黄河流域的匈奴人无论在行为模式，或是在思想方式和方法等方面，均已接受了黄河文化的影响，他们有的参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并且涉足政治核心，有的代表政府出使完成交往的重任，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黄河文化对草原文化的影响深远。⑤ 当然，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最激烈的碰撞，应该是元代和清代。

黄河文化以农耕文化为根基，虽然不断面临其他文化的挑战和侵入 ,但它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 ,反倒一次次以它强大的同化能力 ,同化了入侵的异质文化,并使自己更加充实和完善,增强了生命活力。蒙古族初入中原 ,实行残暴的屠杀政策 ,想将汉人不问男女老幼 、贫富逆顺 ,一律杀尽。窝阔台初即位时,中使别迭就曾提出将中原变成蒙古人牧地的主张，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 。然而 ,游牧文化却不具备战胜或同化黄河农业文化的能力 ，他们的做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并最终危及到自身的统治。忽必烈建元之初 ,不得不改变以前那种变农田为牧地的游牧生产方式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入侵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及其游牧文化终于被黄河文化所同化。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清兵入关之后 ,满族文化在中原地区也没有逃脱被同化的命运。⑥

其实长江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清彼此了，最典型的代表也许就是昭君了。昭君生长于长江三峡的香溪，长江文化孕育了她；深居于长安帝都的皇宫，黄河文化熏陶了她；生活于阴山大漠，草原文化成就了她。长江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的影响汇聚于一身，昭君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缩影，带有深刻的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

值得一提的乌拉特部落，乌拉特部落是蒙古诸部之一。是元太祖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十五世孙布尔海的嫡系后裔。乌拉特系蒙古语，意为"能工巧匠"。乌拉特部蒙古族主要居住在今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中、后三旗。尤其是乌拉特后旗的蒙古族，还保留着深厚的草原文化特点、保留着浓厚的蒙古族特色，这里的蒙古族还传承着古老的敖包祭祀、苏勒德祭祀，传承着蒙古民族古老的生活习俗、长生天信仰，可以说是蒙古族传统保留最好的地方之一。